未曾说过的上海记事和产品经理的囚徒困境

说一些未曾说过的上海记事

离开上海回杭州的决定是在车祸返工后一个月才做决定的。不巧刚赶上了年底,万事稳重,不会在此期间作出工作调整,于是我赋闲了一个月。正如我离开时对老板所说,我来上海一定要在工作上有很强的正向刺激才会继续下去,我不是来找工作的,这对我一点性价比也没有。

在上班路上走路被车撞飞,这是工伤,但整个工伤的发起、跑动、办理,完全是我自己主动在推,期间劳烦父亲无数次,甚至在我还不能长时间站立时往返杭沪三次。并没有公司官方的探视或者主动办理。这使在中石化工作了一辈子,又负责了十年员工关切的父亲无比不解。

我在私企十年,倒对此没有过高期望,私企的企业文化和员工关切原本就远不如国企。只是同样令我困惑的是我在住院期间也没有同事来探视,除了在受伤当天为我跑前跑后又跟着救护车把我拖回公寓的同事外,再没有见到其他人,我时常想起这一段,由于没有别人的目睹和证实,我自己都不确定我是否曾被汽车撞飞。

工伤的办理和事故的索赔都费了很大的功夫。我本是个怕麻烦的人,但既知道这可能是我在上海的最后收入,我必须耐着性子一件件办完。当然,到最后也没有去进行劳动能力鉴定,就是所谓的伤残十级,理论上在离职的时候还可以拿到公司一份几万块的赔偿,但我已经不想在上海呆了。

数字的奴隶和指标的囚徒

最近和朋友聊到产品经理这件事,聊到了产品经理的职业困境。我说产品经理在今天已经成了数字的奴隶和指标的囚徒。在十年前,那时产品刚成为显学,整个行业里都在说「用户体验」、「创造价值」、「创新力」。但十年过去了,行业飞速发展,填充了目力所及的所有行业,已经不再有蓝海。行业分工越来越细,产品经理的分工也越来越细,至今大部分产品经理负责的只是一个模块,而这个模块所背负的某某率或者某某量,就是他的指标。他每年的指标就是把这个率提高一个或者几个点,把这个量提高一个或者几个零。

互联网从业人员越来越像后资本主义时代里的数字纺织工,投入海量的时间,埋头苦干,当然比纺织工强的地方在于,一个月的收入可以买很多iPhone。

还有过去的产品经理存在吗?当然有。一个项目组里,只有最高决策人能称得上是产品经理了。但即使是最高决策人,恐怕也要在创造和榨取用户价值之间选择后者,这不是产品经理的错,也不是互联网的错,而是商业的选择。尤其是在实用主义为最大国民性的国家里,没用的东西和人会被抛下,全力推进数字的提升。低价值用户只是产品的一部分而非用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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