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曾说过的上海记事和产品经理的囚徒困境

说一些未曾说过的上海记事

离开上海回杭州的决定是在车祸返工后一个月才做决定的。不巧刚赶上了年底，万事稳重，不会在此期间作出工作调整，于是我赋闲了一个月。正如我离开时对老板所说，我来上海一定要在工作上有很强的正向刺激才会继续下去，我不是来找工作的，这对我一点性价比也没有。

在上班路上走路被车撞飞，这是工伤，但整个工伤的发起、跑动、办理，完全是我自己主动在推，期间劳烦父亲无数次，甚至在我还不能长时间站立时往返杭沪三次。并没有公司官方的探视或者主动办理。这使在中石化工作了一辈子，又负责了十年员工关切的父亲无比不解。

我在私企十年，倒对此没有过高期望，私企的企业文化和员工关切原本就远不如国企。只是同样令我困惑的是我在住院期间也没有同事来探视，除了在受伤当天为我跑前跑后又跟着救护车把我拖回公寓的同事外，再没有见到其他人，我时常想起这一段，由于没有别人的目睹和证实，我自己都不确定我是否曾被汽车撞飞。

工伤的办理和事故的索赔都费了很大的功夫。我本是个怕麻烦的人，但既知道这可能是我在上海的最后收入，我必须耐着性子一件件办完。当然，到最后也没有去进行劳动能力鉴定，就是所谓的伤残十级，理论上在离职的时候还可以拿到公司一份几万块的赔偿，但我已经不想在上海呆了。

数字的奴隶和指标的囚徒

最近和朋友聊到产品经理这件事，聊到了产品经理的职业困境。我说产品经理在今天已经成了数字的奴隶和指标的囚徒。在十年前，那时产品刚成为显学，整个行业里都在说「用户体验」、「创造价值」、「创新力」。但十年过去了，行业飞速发展，填充了目力所及的所有行业，已经不再有蓝海。行业分工越来越细，产品经理的分工也越来越细，至今大部分产品经理负责的只是一个模块，而这个模块所背负的某某率或者某某量，就是他的指标。他每年的指标就是把这个率提高一个或者几个点，把这个量提高一个或者几个零。

互联网从业人员越来越像后资本主义时代里的数字纺织工，投入海量的时间，埋头苦干，当然比纺织工强的地方在于，一个月的收入可以买很多iPhone。

还有过去的产品经理存在吗？当然有。一个项目组里，只有最高决策人能称得上是产品经理了。但即使是最高决策人，恐怕也要在创造和榨取用户价值之间选择后者，这不是产品经理的错，也不是互联网的错，而是商业的选择。尤其是在实用主义为最大国民性的国家里，没用的东西和人会被抛下，全力推进数字的提升。低价值用户只是产品的一部分而非用户。